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史（1968-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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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冷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敌视、对抗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和美国走上了和解的道路。与此同时，越美之间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巴黎协定上签字，漫长的越南战争结束了。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系？或者说，中国是否因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而改变了援越抗美的一贯方针呢？
有研究者认为，在使美国人体面地结束越战的问题上，中国与美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由于美国并不打算入侵北越，因而中美在这一地区的矛盾是有限的。相反，中国担心出现一个强大而独立的越南，所以希望在河内达到其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占领南越并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亲河内的政权——之前停战。因此，在中美实现和解的过程中，中国“极力敦促河内与华盛顿和解，以使西贡政权在南方得以完整保存下来”。[1]
这些说法似乎论证了越南领导人多年以后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中美实现和解是对越南的“出卖”和“背弃”；中国想阻止越南实现统一，迫使北越“承认南方的傀儡政权”，从而为美国牺牲了越南的利益。[2]
笔者不同意这种过于片面化和简单化的结论。
在60年代中苏分裂以后，中国和美国都同时面临着两个强大的敌人——他们之间的敌对和一个虎视眈眈的苏联，而且他们都强烈地感受到苏联是第一威胁，是首要敌人。所以，中美双方在决定改变其外交战略，解冻双边关系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实力膨胀、雄心勃勃的苏联。当然，解决越南战争问题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的目标是要体面地从越战的泥潭中脱身，中国则希望美国把更大的力量用于牵制苏联。
在美国寻求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考虑中，解决越战问题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尼克松政府对越战采取降温和撤军措施，以减少中国产生在其南部边界同美国发生朝鲜战争那种冲突的担心，从而促进中美和解；华盛顿期望通过中美和解为美国提供一些战略机会，以迫使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压服河内，从而使美国尽快脱离越战；如果不能体面地解决越南问题，美国就将失去在亚洲安全中作为一种抗衡力量的价值，从而也难以打开同中国的关系。对此，中国政府是怎样考虑的呢？中国是否出于自身的利益或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如果存在这种共同利益的话——而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立场呢？从表面上看，结束越南战争，美国可以集中力量与苏联进行较量，中国也可以在苏联百万大军逼近北方边境时解除后顾之忧。因此，简单的推论是中美在和解过程中必然会在越南问题上采取合作的方针。
然而，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画面。尽管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为了改变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对外政策的确有一个从理念外交到务实外交的变化过程。然而，由于多年形成的意识形态，由于领导层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支援世界革命，特别是支援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外交思维和原则。在中国进入联合国后，毛泽东逐渐形成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正是从这样一个基点出发的。现实要求与美国和解，而理念要求支持越南的反美斗争，这是一个基本背景。而在处理对越外交的具体问题时，中国又不得不同时在中美越和中苏越两个小三角游戏中周旋。[3]
随着中美不断接近，中国在越南问题上愈来愈深地陷入了矛盾的旋涡:既要从现实政治力量对比出发调整其外交战略，又不能放弃一贯高举的支援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国际主义旗帜；既要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又不能因此而给中美和解的进程设置障碍；既要通过实现美国在越南的撤军来保证其南部边境的安全，又不能让苏联乘虚而入在同一方向构成新的威胁。简而言之，中国既要同美国发展关系，又要支持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
本文把中美关系松动到巴黎协定签字这一时期分三个阶段，分析在中美和解过程中，中国处理越战问题时面临的矛盾和尴尬处境，中国对越外交方针的微妙变化及其结果。
反对和谈，坚决支持越南把战争进行到底
（1968年11月至1971年3月）
此期，中美双方都感到有必要改变以往的僵硬立场，中美关系开始松动，与此同时，巴黎和谈正式启动。中国的外交方针仍然受到激进的革命路线的影响，为了保障南部边境的安宁，中国坚定地支持越南把战争进行到底，极力反对美越和谈，特别是在苏联参与斡旋的情况下。
1968年底尼克松上台执政前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松动迹象。[4] 1969年3月的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使中美双方都感到有必要加快和解的步伐，彼此不断地做出姿态和传递信息。[5]
尼克松在实现美国外交政策“革命性”转变的过程中，的确考虑了结束越战的问题。他认为，打开通向中国的道路可能提供一个迫使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帮助美国摆脱困境的机会，并将减轻美国“撤出东南亚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痛苦”。[6]
此期苏联对越政策的基石依然是1967年初外交部提交政治局的关于未来政策基础的分析报告。与中国提倡世界革命的立场不同，该报告首先提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方针是缓和，“总的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不符合苏联及其盟友的国家利益。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要求维持和平。在缓和的状况下，更有利于巩固和提高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至于越南问题，报告指出:“我们一方面应继续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全面援助，以加强其击退侵略的防御能力，同时也不要直接卷入这场战争。我们必须让美国人知道，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升级将迫使苏联向这个国家提供更大规模的援助，摆脱目前局势的唯一途径是在尊重越南人民合法权利的基础上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协议。”[7] 所以，苏联一方面加强了对越援助，一方面对美国提出的和谈建议表示积极支持。[8]
从美国扩大越战以来，中国一直坚决反对和谈，主张抗战到底。[9] 针对1968年11月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和巴黎会谈已经正式开始的新情况，中国领导人关于和谈的说法有些改变，但仍然坚持需要通过武力统一南方。11月17日毛泽东对范文同说，“你们想同美国谈判。可以谈，要把它谈走也困难。……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到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承认那时停火是犯了一个错误，失掉了一次机会。言外之意是劝告越南人不要再次错过统一全国的时机。毛泽东说:“你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党，统一的军队，统一的人民，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是统一的意见，这好。”谈话的结果是越南人保证:“一定要坚持打下去，直到最后胜利。这将是我们对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对七亿中国人民给我们的支援的最好的感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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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互相做出和解的姿态以后，中国对越南问题的立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969年4月29日李先念与黎德寿会谈时重申了林彪的话:最后的胜利是打出来的。并告诫越南人胜利不能在谈判桌上取得。谈判是次要的，其目的只在于暴露敌人的计划和部署。[11] 6月4日周恩来召见驻越大使王幼平等人，表明了中国对越战的态度:“无论如何要竭尽全力帮助越南打赢这场战争”。[12] 对此，美国是有体会的。基辛格在敦促莫斯科应在和谈问题上对河内压力时，谈到了他对中国立场看法。基辛格认为美国准备采取“适当措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华盛顿“丝毫不能证明北京领导人准备对美国执行一项更为和平的政策”，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依然如故”。虽然“就军事和经济潜力而言，中国在若干年内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且迄今中国“显然在避免可能引起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任何事情”，但美国仍然有所担心，基辛格认为，“不能用逻辑推理来评估毛泽东的行为”，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对抗”中。[13] 中国领导人对美国也有同样的担心。毛泽东强调:美帝国主义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它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尼克松政府正在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口头上侈谈和平，实际却在加紧强化侵越战争，企图用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来挽救它必然失败的命运。[14]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尽管1970年初中美华沙会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缓和气氛，但是当美国把印度支那战争扩大到柬埔寨时，中国还是做出了强烈反应。4月24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三国四方会议）在广州郊区召开，表明中国政府对印度支那人民反美斗争的全力支持。5月11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再次表示中国是越南的大后方，越南飞机可以到中国降落，“我们不怕。如果美国人要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他就来嘛。”毛泽东还强调:“谈判可以谈，不是不可以谈，但是主要应该打。”[15] 5月16日周恩来召集了外交部临时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应推迟中美会谈，并召开群众大会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美爱国斗争和在北京的西哈努克政府。接着，周恩来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商定:推迟原定5月20日举行的中美会谈；建议毛泽东发表公开声明，支持国际反美革命斗争、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和西哈努克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召开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北京的群众大会请毛泽东、林彪出席，西哈努克讲话。次日，毛泽东在会议的书面报告及外交部关于推迟中美会谈第137次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16] 虽然基辛格从5月20日毛泽东声明的字里行间中寻觅出值得宽慰的信息，但尼克松对此却勃然大怒，下令第七舰队在越南以外的舰只在24小时之内全部开进台湾海峡。[17]

中国之所以反对和谈，在更大程度上是担心苏联在印度支那地区扩大影响。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告诫越南人，“不能过于依赖其他国家的武器装备援助”，还说，中国过去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依靠他国，特别是苏联，结果当苏联停止援助时，给中国造成极大的困难。“你们应在长期的战争中，严格遵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针对苏联武器比较先进，适合于越南发动大规模作战的情况，中国领导人特意指出，目前组织大规模战役是不可行的。[18] 几天以后，周恩来在劝告范文同等人要警惕和谈阴谋时，又特别指出依赖苏联援助的危险性:“和谈期间，如果你们不接受苏联的意见，他们就会切断对你们的援助（或许你们比我们更了解这一点）。苏联会施加压力，迫使你们在不需要谈的时候，或是在他们确认一个中立国政府并与之秘密接触时，进行谈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越南党和人民将处于何种形势之中？你们应该好好想想。苏联谈什么和平、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他们是要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我还是坚持早些时候我与范文同和十菊说的话，你们应少花些外国的钱，少把正式时间耗费在巴黎和谈上。”[19] 对于越南派学生到苏联学习，中国也表示不安。周恩来后来对范文同说，“我们认为在越南训练你们的学生比把他们送到欧洲去更好些，因为那里的生活方式不同，年轻人会受到其他思想的影响，这会在他们返回时给我们造成困难。因此你们不应该把他们送往国外。我们可以派教员到越南去对他们进行教育。”[20]

河内对中国的全面支持固然满意，但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并平衡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越南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特别是希望中苏能够联合起来，共同援越。[21] 中国对此明确表示反对。1971年3月初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访越，专门谈到同苏联搞所谓“联合行动”的问题。周恩来表示:中国不赞成把别的国家的问题服从于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周恩来说:“苏联希望建立一个联合阵线，在这个阵线中我们都必须听他的。”“如果我们站到苏联一边，他们就会控制我们。”同时，对范文同提出的由中国挑头组织反美日联盟阵线的建议，周恩来也未表示响应。[22]

这一时期，为了抵消苏联的影响，中国没有因开展对美外交而减少对越援助。如果说前几年中国因反对一切修正主义的激进思潮以及越南与苏联日益接近有所不满的话，[23] 那么在中苏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特别是越南党内亲华派代表人物胡志明去世以后，印度支那地区对于中国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而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也有了明显加强。毛泽东在1969年9月底会见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表示，中国可将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个省区作为援越的基地。随后，这些省区便“闻风而动”，成立了援越小组，并立即着手与越南的受援省洽谈援助项目。其中确定的援越项目有:广东援助广宁省20个，广西援助谅山省13个和高平省12个，云南援助老街13个、莱州15个、河江12个，湖南援助和平省16个。[24]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随着中美关系不断走向和解，中国的越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反而日益加强。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越合作关系时说:“毛泽东同志经常提醒我们要了解你们的困难，由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前方与后方的关系，因此这些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我必须明确地说，我们必须基本上满足你们的要求。……从现在起，如果有新的困难产生，希望你们通告我们，我们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们。”周恩来还告诉范文同，对于越南定购的一些已经过时的武器，中国主动进行了改进。[25] 两个月后，外交部就援助越南南方受灾五省问题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2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毛泽东亲自批示将援助额度增至500万元。[26] 同年11月，中国外贸部给所属各公司下达了1971年对越南无偿援助物资的清单，要求抓紧落实，其中急需的物资“应积极设法早日交货”。[27]

1970年下半年，美国在对越南北方海域实行严密封锁的同时，加紧轰炸作为支援南方抵抗力量“生命线”的胡志明小道，每天仅向这里投弹就达3000至3500吨。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刻，周恩来派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率工作组赴越，了解越南的战时需要。工作组回国后提出建议:为了有效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凡中国援建的受到战争破坏的项目，应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恢复，恢复项目一定要抢时间，要在设备材料供应方面给以优先保证；对越方提出的确实急需的新项目，也要积极承担；为了保证交通运输的畅通，越方筑路急需的机械要配套供应。这些建议经中央批准，在以后的援越工作中得以实施。当美国加紧轰炸“胡志明小道”，中国的援越物资不能及时运送到越南南方前线时，周恩来又派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率工作组于年底去越南，并深入到胡志明小道进行实地考察，以便更有效地向越南提供援助。毛泽东亲自听取了李强的汇报，并做出了非常具体的指示:为越南战士研制分量轻、营养丰富的压缩干粮，携带和使用方便的蚊帐。周恩来甚至考虑到越南担负运输任务的主要是妇女，为了便于搬运，指示援越物资的包装每件重量不得超过20公斤。[28]

此外，当越南急需铺设输油管道时，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内在建的输油管工程，把油管优先供给越南使用，保证了越南近千公里输油管道系统在1971年安装完毕。以前越南的油料运输主要是用油罐车，而美国飞机在1970年至1971年旱季的轰炸，使越南运输车损失多达4000辆。由于使用了输油管道，同期运往南方的汽油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上年度增加了10倍。[29]

在1971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国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周恩来提出:“中国人民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随后，周恩来访问越南，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就是背叛革命。”[30] 同月，越南副总理黎清毅访华，提出增加12个新的成套项目援助（约合人民币1。5亿元）的要求。外交部和外贸部认为，“根据中央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精神，对越方提出的12个项目，除个别项目尚需进一步研究外，原则上应尽量予以满足。”[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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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判断，此期支持越南抗战仍然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没有因中美关系的发展让中越关系受到任何损害。但同时，中国的做法也的确为继续打开中美关系留有余地。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明显事例是，在1971年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谴责南越军队入侵老挝的当天，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对挪威驻华大使说，由于印度支那战争，中国不可能恢复华沙会谈，但迟早是要坐下来谈的。乔还特意要求提请美国方面注意这段话。当美国发表声明，努力使中国理解在老挝的有限目的，并在一个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称呼后，基辛格注意到周恩来3月初访问河内时对美国表现的克制态度:“丝毫没有对尼克松进行人身攻击，或威胁说中国要进行干涉”。[32]

拒绝施压，对巴黎和谈采取不干预政策

（1971年4月至1972年3月）

此期，通过高层接触，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中美之间实现了和解。在越战问题上，中国拒绝向河内施加压力，帮助美国从越南脱身，而是继续组织大规模援越，同时对巴黎和谈采取不干预政策。除了坚决反对越南向苏联靠近，北京没有因为中美关系发展而改变对越外交的基本方针。

1971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世界，随后，尼克松转达了亲自访华的口信，并提议由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来华举行预备会议，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反映了此时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报告在回顾几年来中美关系解冻的历程后，提出了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各种对策:一、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三、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五、如因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六、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七、我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八、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有关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考虑到美国反对党的存在，报告认为，即使上述各项“完全谈不拢，使尼克松的访问成为不可能，这对我们并无损害”。报告最后专门提到了中美会谈是否会有碍印度支那抗美战争和巴黎谈判的问题，认为“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撤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报告认为，印支三国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各方再予大力支援，必能获得最后胜利。[33]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解决与美国关系的各项考虑中，台湾问题占主导地位，即使涉及到越南问题，也认为中美缓和对越南是有利无害的。中国似乎还未了解美国在越南问题上对中国的希望，也没有认真考虑中美和解与越南战争之间的关系。

当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在章文晋的护送下由巴基斯坦秘密飞往北京时，在美国的议程安排中，除了重申美中和解的战略基础，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印支战争。基辛格把与周恩来会谈的更多时间花在解释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上，显然是试图让北京说服河内加速和平谈判的进程。为了把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与美国结束越战的愿望联系起来，基辛格告诉中国人，越战结束后，美国准备在短期内从台湾撤走三分之二的军队。但周恩来声称全不知情，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既没有答应敦促越南改变其谈判立场，对基辛提出的促使河内改变战俘政策的请求更是置之不理。以至后来基辛格向尼克松报告时认为:“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使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很大”，在总统访华之前或期间，“他们在台湾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将会是强硬的”。[34]

越南人对此却疑虑重重。尽管周恩来在送走基辛格的第二天就提出秘密访越，并于13日和14日连续同黎笋和范文同会谈，通报了中美会谈的情况，但河内还是在《人民报》发表的社论《“尼克松主义”的破产》中影射了中美会谈一事。对此，周恩来心怀坦荡地批告张春桥、姚文元:“文中表现出越南同志的担心和估计。”“我认为可以全文发表，不要摘要，表示我们的光明磊落态度。”又说:“事变的进程，可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始终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战到底的。”[35]

此后不久，周恩来又反复对外国新闻界发表讲话，阐明中国的立场。周恩来强调:要想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美国就必须从外国，首先是从印度支那三国，撤走他们的一切武装力量，让各国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中美会谈的内容都是两国间的问题，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中美两国之间不仅制度不同，政策也有原则分歧，要实际解决问题是困难的；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支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最后胜利；解决印支问题是属于印支三国人民的主权，别人无权干预，而越南问题就必须由越南代表同美国直接谈；中国没有出卖任何原则，不像苏联那样，公开不敢谈，背后作买卖。[36]

接着，北京以极其热烈和隆重的方式破格接待了范文同及其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人民日报》不仅在头版刊登了发表范文同的大幅照片，还专门发表了社论。周恩来亲自全程陪同访问，代表团在北京和外地均受到数十万人的夹道欢迎。在会谈中，范文同通报了越美谈判的情况，要求中国继续支持其抗美战争，并着重帮助解决运输问题。周恩来则向越方通报了基辛格关于美国对越谈判的基本方针。11月25日中越发表的联合公报充分表明了中国支持印支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不可动摇的既定方针”，中国人民将始终“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决心抗战到底，中国人民决心支持到底。为了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国人民早已做好了各种准备，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中国支持越南关于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基本立场，即美国实现全部撤军和放弃对阮文绍政权的一切支持。[37]

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加强对越物质援助。1971年9月27日，中越政府在河内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包括这项援助协议在内，仅1971年中国就与越南签订了7项无偿援助协议，金额折合人民币36。14亿元，占该年度中国援外协议总额度的48。67%。[38] 考虑到中国加入联合国后大大增加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39] 这笔数字的确是可观的。仅就军事援助而言，近两年的援越物资超过了以往20年的总数。[40] 此期中国加强对越援助主要是担心越南倒向苏联一边，正如周恩来曾向黑格指出的，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防止北京与河内关系的恶化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中国认为，如果它还想把苏联在河内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的话，就不得不支持越南。[41]

临近尼克松访华时，美国再次开展外交攻势，要求中国支持其对越施加军事压力的方针。对此，北京采取了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和不介入美越和谈的谨慎态度。1971年12月，针对北越军队大量集结的情况，美国政府不顾报纸和国会的愤怒抨击，对北纬二十度线以南的越南供给基地进行了两天的轰炸，同时给莫斯科和北京送去了强硬的照会，警告说，如果北越发动攻势，就会招致最严重的报复行动。其目的是希望河内的盟国为了在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中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转达这一警告。中国没有立即做出答复，[42] 但是当1972年1月初为尼克松打前站的黑格一行到达北京时，周恩来重申了中国对河内的道义上的支持，并敦促迅速结束越南战争，以削弱苏联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关于尼克松访华，周恩来一方面表明中国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作出自己的努力，一方面指出，在越南问题上，中美之间有根本分歧，美国现行对越政策对于总统访华将带来不利因素。[43]

1月25日尼克松发表了敦促越南恢复和谈的公开讲话，同时与莫斯科和北京联系，表明美国的让步已经到达极限，如果河内发动军事攻势，美国将作出强烈反应。周恩来通过私下渠道“回复了一封尖刻的信”，声称中国不了解和谈内情，并指责美国企图把中国纠缠到越南问题中。复信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从未要求美国就越南问题作任何许诺，而中国自己也没有作任何许诺。[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