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春天 - 和大流感的百年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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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 – 这个世界越来越陌生
2009年春天，全球报警，猪流感爆发。
　　 从墨西哥开始，蔓延到美国，然后迅速走向全球，以世界卫生组织(WHO)为首，很多国家相继采取激进做法，杀猪的杀猪，隔离的隔离，力求将猪流感的威胁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一时间，猪流感妇孺皆知，成了使用率最高的名词。
　　 从萨斯、禽流感到猪流感，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让人们感到非常的不安定，我们所熟悉的世界突然间陌生起来，而且变得越来越陌生，陌生得像一场噩梦。病毒性疾病如同从一个密封万年的盒子里被释放出来一样，争先恐后地进入人群，原本应当是美好的新世纪越来越像瘟疫横行的古代。
　　 对于很多人来说，猪流感突然成了巨大的威胁，实在有些莫名其妙。科学家告诉我们，禽流感之所以可怕，是因为有数不清的野鸟。但是，整个世界大概剩不下几头野猪了。几乎所有的猪都被圈养起来，为了让它们快速长膘而多吃少动，为什么猪流感折腾得比禽流感还厉害？
　　 猪，从盘中餐变成了悬在头上的剑。
　　 禽也好，猪也罢，归根到底是流感。流感即流行性感冒，不过用不着这么解释，因为提到流感绝对不会被混淆的，就像在英文中提到FLU，所有的人都知道说的是什么，反过来，能拼对INFLUENZA的人并不多。
　　 感冒而已，有人年年见，有人经常患，为什么如此可怕？换句话说，科学发展到了今天，连人都快能人造了，为什么对如此可怕的流感还没有良策？流感疫苗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年年接种，到头来不是鸡瘟就是猪瘟，居然到了发烧咳嗽都有生命危险的地步？
　　 科学家一次又一次警告我们，危机迫在眉睫。但是，在他们那些科学的语言中始终缺少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这一次又一次的警告加严重警告的尽头是什么？
　　 这个尽头是人类终于掌握了征服流感的利器，还是又一次末日浩劫？
　　 这个尽头是一场人类和大流感的百年之约，在期满之前的最后十年，每一个春天都可能是一场难以形容的灾难。然而，对于这个结局，人类似乎别无选择。
　　 理解这个尽头，还得先从过去开始。当你真正了解了过去，就能够预测未来。
　　 既然闹起了猪流感，那就从它说起，从三十三个春天前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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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没有猪的流感
　　
　　1. 很不吉利的1976年
　　
　　 1988年的春天，我很偶然地走进医院妇产科病房，里面的情景让我终身难忘：每一张病床上都躺着两位待产的孕妇。床容不下两个人平躺，于是两个人只好背靠背地捧着大大的肚子侧卧。
　　 朋友解释说，实在没有办法，因为几乎所有有计划生育治标的夫妻都想让孩子在龙年出生，因为龙年吉利。
　　 吉利？我的脑子里马上出现了四个数字：1976。上一个龙年，吉利吗？
　　 那一年，在我的记忆中很难与吉利联系上。我记得那年的一月份曾经在冷冷的长安街上等一辆车经过，四月份在大喇叭的不断催促中走出广场，七月份迷迷糊糊地在操场上等待黎明，事后才知道，就在我家窗台上酱油瓶子破裂的瞬间，几十万人失去了性命。九月份站在离中南海一墙之隔的学校操场上为神默哀，冬天到来后，在地震的警告中搬进了防空洞。
　　 如果这么多事情加起来还叫吉利的话，我有理由怀疑我的小学语文老师的家庭出身，是不是在当年故意把..事业接班人引入歧途？
　　 1976年初，我只是个孩子，1976年底，我可以被称为少年了，因为经过了那么多的事，天真便是过份的奢求了。
　　 1976年经历了太多的事，让我的记忆没有太多的空间去容纳发生在那一年的其他时间，加上由于闭关锁国，外边的世界对于我来说非常陌生，没有什么值得记忆的事件。直到很多年后，定居在大洋彼岸的我才知道这一年美国也有事，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一年也和吉利毫不相干。
　　 1975-76年美国东部的春天很是寒冷，雪很多很大，公路和停车场上经常堆满了雪，人们大多数时间待在室里，到处都能听到咳嗽和醒鼻涕的声音。
　　 位于新泽西州的狄克斯军营是美军的新兵训练营，元旦之后，几千名新兵陆续来到这里，回家度完圣诞假期的教官们也就位了，寒冷的冬天正是训练新兵蛋子最好的时候。
　　 2月4日晚，18岁的戴维•路易斯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到浴室洗了一把脸，穿好军装，有些摇晃地走出宿舍。
　　 这天早上醒来后，路易斯感到发烧和浑身疼痛，头痛欲裂，鼻涕流个不停，他告了病假，军营的医生让他卧床休息。一整天，路易斯烧得浑浑噩噩，一会睡一会醒。到了晚上，虽然没有好转，但他们队要进行五英里行军，路易斯决定参加。
　　 在进军中，路易斯感到越来越不舒服，呼吸越来越困难。路易斯一边走一边吃力的大口喘气，终于栽倒在地上。同伴们连忙把他送到军营的医院，几个小时后，医生宣布路易斯死亡，诊断是流感伴随着肺炎。
　　 狄克斯军营为之震惊了，认识路易斯的人都难以置信，因为路易斯非常健康、没有任何慢性病、身体条件处于最健壮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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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们私下里议论纷纷，他们都知道什么是流感，可是他们说什么也不肯相信大家从小就常见的流感能够在一天之内夺去那么健壮的一条生命，医生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这些吊儿郎当的医生没有发现？
　　 狄克斯军营的医生其实是相当尽职的，从一月份开始，军营中变经常出现感冒症状，很多人被要求卧床休息，更多的人则不以为然。
　　 对此，狄克斯军营负责防疫的医生约瑟夫•巴特莱上校并不担心，他认为这是腺病毒引起的感冒，通常这类感冒会出现类似流感的中度症状。狄克斯军营的新兵来自全国各地，教官在圣诞假期中也把全美国的病毒都带到这里，不出现感冒流行才怪哪。
　　 新泽西州卫生局副局长马丁•古德费尔德听到狄克斯军营的情况后，认为这是一场流感流行。巴特莱坚持是腺病毒，两人各持己见，最后决定：打赌。
　　 1月29日，巴特莱从几位患病士兵的咽喉中取样，差人送到新泽西州卫生局实验室，巴特莱自信他肯定会赢得这场打赌，因为到目前为止，病人的症状都不严重。
　　 几天后，古德费尔德打来电话：上校，你输了。
　　 19份咽喉取样中，从11份中分离出今年流感的流行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株。
　　 巴特莱感到很沮丧，古德费尔德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剩下的8份样品中有7份显示有流感病毒，可是他的技术员不能确定是哪一株。古德费尔德翻遍了疾病控制中心的文件，没有找到任何新流感毒株的警报，看看自己实验室也就这水平了，古德费尔德只得将这七份样品送往美国防疫最高机构，位于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CDC)，请他们确定毒株。
　　 路易斯死亡后，巴特莱赶紧从尸体的咽喉取样，正好另外一名士兵也病了，巴特莱把这两份样品一起送给古德费尔德。古德费尔德的实验室从两份样品中都分离到流感病毒，可是同样不知道是哪一株，只好再次送往CDC。
　　 收到古德费尔德第二批样品时，CDC刚刚完成上一批样品的分析。那7份样品中，有5份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株，这很好理解，州卫生局实验室的水平有限。但是另外2份样品分离出的病毒无法立即确认。CDC当即对第二批样品进行分析，得到的流感病毒同样无法立即确认。
　　 一周后，CDC实验室终于得到结果：从这几份样品中分离出的流感病毒是猪流感病毒。
　　 2月12日，实验报告到了CDC流感病毒实验室主任沃特•道达尔手中。
　　 看完报告，道达尔心中有一股抑制不住的冲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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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绒绒的鸡蛋
　　
　　 道达尔于1968年出任CDC流感病毒实验室主任，CDC流感病毒实验室是WHO流感病毒收集中心，是全球流感监测最权威的实验室。
　　 道达尔主掌CDC流感实验室之时，正赶上被称为香港流感的上一次全球流感大流行。那次流感大流行在全球造成一百万人死亡，其中美国死亡34000人。临危受命之际，流感大流行已成燎原之势，除了监测疫情之外，道达尔无所作为。
　　 那次流感大流行结束之后，道达尔一直在等待下一次大流感，拥有微生物学博士学位的他有一个梦想：在下一次大流感起于青萍之末之时，就将之控制住。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够拯救上百万、上千万甚至更多的生命，因为下一次大流感很可能是1918年大流感的翻版。对于一个微生物学家来说，对于一个防疫人来讲，这是高于获得各种荣誉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终极梦想。
　　 道达尔拿着实验报告的手不禁颤抖起来，难道这个梦想就在眼前？
　　 道达尔的思维在快速转动着，在当时，这一领域的多数学者都倾向于1918年大流感是猪流感，1918年到现在已经快60年了，如果1918年大流感的毒株再次出现的话，退几步说，只有50岁以上的人才有免疫力，以20岁左右年轻人为主的狄克斯军营是流感流行的最佳环境，1918年大流感就是首先在美军训练营里出现的。如果真的是大流感的初始，现在做疫苗是否来得及？
　　 从长考中清醒过来，道达尔一看表，早过了下班时间，道达尔决定不能再等了，必须采取行动，他拿起电话，拔了CDC主任戴维•森瑟家的号码。
　　 电话打到家中，森瑟知道肯定是要事。森瑟作为美国疾病控制首席官员已经10年了，历经三位总统，早已能够做到处乱不惊。听完道达尔的简要汇报，森瑟的第一个问题是：会不会是个假警报？
　　 道达尔被这个问题从高空拽到地面，犹豫了一下回答：不无可能，实验室有出错的可能。
　　 道达尔心知肚明，自己的那个国际团队天天重复同样的流感病毒分离鉴定工作，整体业务水平虽然高于新泽西州卫生局实验室，但在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上就未必了，不出错才是不可能的事。
　　 森瑟对这个回答很满意，充分体现了自己的水平，于是做出决定：明天重复实验。
　　 有些抑郁的道达尔马上布置明天的实验，自己要亲自把关，一定不能有质量问题。
　　 第二天，道达尔的手下开始重复对新泽西的那几份样品进行病毒鉴定。刚过中午，森瑟的电话就来了：重复的结果怎么样？
　　 道达尔这才想起来，昨天晚上在兴奋与抑郁之间，忘了告诉老板一件事：重复实验的结果要三天之后才能拿到。
　　 森瑟差点在电话中说出脏字，昨天道达尔怎么没提这一点？自己怎么也没有想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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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密执安大学的微生物学教室里，他和同学们聚精会神地从毛绒绒的鸡蛋中采取流感病毒，在教室里来回走动的教授的话犹在耳边：森瑟先生，您如果不希望这里所有的人明天都躺在床上发烧流鼻涕的话，最好小心一点，尤其是您手中管子里的液体。
　　 时间过得真快呀，几乎二十年了。
　　 在森瑟为光阴如梭而感慨后的第九个春天，我一边揉着被远郊公共汽车颠得很不舒服的屁股，一边走进北京郊区的一个养鸡场。因为在微生物教研室实习，这种长途跋涉的科研业务就交给我们这些学生了。
　　 在一间很简易的办公室里，那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看完了系里开的介绍信后，直接了当地说：鸡胚没有。
　　 您知道哪儿有吗？
　　 全北京你都买不到。
　　 为什么？
　　 闹鸡瘟，鸡都死了。
　　 好吧，只好回去了，权当免费郊游了。道声谢转身要走，那人把我叫住：你们买鸡胚干吗用呀？
　　 做实验用，培养流感病毒，就是闹鸡瘟的那个。
　　 分离流感病毒最常用的办法，是把样品接种到鸡胚之中。所谓鸡胚就是受精卵，通俗说是能够孵出小鸡的鸡蛋，几天之后，把鸡胚的液体取出来作检测，如果样品中有流感病毒的话，流感病毒已经在鸡胚中大量复制，能够被血球凝集抑制实验或其他方法检测和鉴定出来。
　　 几年后出差到南京，当地接待人员请客吃饭，席间有一道本地特产，接待人员介绍，这叫旺鸡蛋，南京人都爱吃。
　　 这，这不就是鸡胚吗？！
　　 我的脑海中涌现出当年实习和代课时那一排又一排鸡胚，肚子里翻江倒海，浑身上下感到毛绒绒的。
　　 森瑟主任并没有吃到旺鸡蛋的福气，所以没有这种毛绒绒的感觉，他面临的问题是：时间容许不容许他多等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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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及时的预测
　　
　　 森瑟调来了上一次的实验报告，和道达尔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后拍板：不等了，马上行动。立即拨通了上级主管部门，联邦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通报情况后，再打电话给部属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军方有关专家及古德费尔德，通知他们明天上午在CDC召开紧急会议，也就是说，这些平时就忙得四脚朝天的美国公共卫生主管官员们要放下手中的一切，牺牲周末，立即启程，飞往亚特兰大。
　　 对于森瑟这通不近人情的电话，诸位要人理解为出大事了，毫无怨言地答应了。放下电话，森瑟才想起来，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而且是13号，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是大凶。
　　 是不是反应过度了？森瑟在主任办公室里转了不知多少个圈，突然想起一件事，大声吩咐秘书，找一张昨天的《纽约时报》。
　　 森瑟终于明白自己这次为什么反应如此迅速了，正是因为昨天《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著名病毒学家、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微生物系主任艾德温•基尔伯恩。
　　 出身康奈尔大学，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受到病毒学研究训练的基尔伯恩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生物医学的领袖，尤其是在流感研究上。对于下一次流感大流行有他自己的看法，巧合的是，就在CDC确定新泽西送来的样品里有猪流感病毒的同一天，《纽约时报》发表了基尔伯恩的文章，谈的正是下一次流感大流行。
　　 基尔伯恩不愧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对于流感大流行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预测，每次流感大流行的间隔大约11年，这是因为流感病毒变异的需要，经过11年，一个人类免疫系统无法控制的新的流感病毒株就会出现，造成全球范围的大流行。前三次流感大流行分别发生在1946年、1957年和1968年，间隔正好11年，因此他预测下一次流感大流感将出现在1979年，这次流行的毒株会在1976年形成，所以他才在报上写了那篇文章。
　　 基尔伯恩从另外一个角度和道达尔得出相同的预测，1957年的亚洲流感据推测来源于1889年的流行毒株，1968年香港流感源于1898年的流行毒株，那么下一次大流感也就是他预测的1979年大流感很可能源于1918年的流行毒株。
　　 1918年，为什么1918年大流感那么可怕？
　　 请耐心地等待一下，你会明白的。
　　 基尔伯恩在文章中呼吁公共卫生系统的负责人提前做好准备，对于下一次大流感，不仅要做好监测，而且要有对策。他认为，尽管对流感，疫苗的作用有限，但依然能够用疫苗来对付下一次大流行。
　　 这篇文章不仅给了森瑟紧迫感，也让因为狄克斯军营在自己的管辖范围而和国家级卫生防疫要人们平起平坐的古德费尔德产生了共鸣，因为古德费尔德曾经在基尔伯恩手下做过博士后。
　　 就在接到森瑟电话之前几个小时，古德费尔德打电话给旧老板基尔伯恩，告诉他已经将那四份样品寄往纽约，他同意老师的看法，应该根据这四份样品中的病毒制造疫苗。这四份样品中的流感病毒在实验室中繁殖缓慢，需要寻找一种能够让它们快速繁殖的办法。能做到这一点的，在他看来，举世只有基尔伯恩。因为基尔伯恩已经成功的大量繁殖了过去十年每一个流行株。
　　 学生的电话让基尔伯恩非常高兴，自己的那篇文章这么快就有了反响，而且发表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时刻，基尔伯恩觉得自己比那些著名的星象家还有本事，如果狄克斯军营真是下一次流感大流行的源头，自己就是第一个准确预测流感大流行的人。更重要的是，古德费尔德的样品给了自己宝贵的时间，他将很可能是控制这次流感大流行的人。
　　 怀着拯救全人类的理想，基尔伯恩轻轻松松地度周末去了，伟大的事业将在下周一收到古德费尔德的样品后开始。
　　 就在基尔伯恩愉快地度周末的时候， 2月14日上午11点，森瑟召集的流感紧急会议在亚特兰大CDC召开。与会的有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约翰•斯尔，食品和药品监督局(FDA)生物局局长哈利•梅亚，陆军医学研究中心沃特•瑞德研究所的两位上校医官：菲利普•罗素和富兰克林•陶普，以及古德费尔德。
　　 这几位除了古德费尔德之外，都是有权力对烈性传染病流行马上做出反应和行动的人物。
　　 作为主管官员，这几位和森瑟一样，在听完道达尔的介绍后，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有没有搞错？
　　 不仅像森瑟一样质疑道达尔的实验室和试验方法，而且质疑古德费尔德的实验室，样品会不会在那里被污染了？
　　 抱着成为科学新星的梦想来到亚特兰大的古德费尔德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成了造假的科学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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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有些事是不能隐瞒的
　　 大人物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州县级别的卫生局的实验室水平和大学、研究所的实验室水平相差很远。新泽西卫生局实验室里会有各型流感病毒，样品被污染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机率不低。
　　 19年以后，在OJ辛普森杀妻案审讯中，辩方律师正是抓住洛杉矶县警察局实验室进行的基因序列分析有污染的可能而让控方的铁证无效。
　　 人微言轻的古德费尔德答应给CDC提供新的样品，这次专门在局里找一间干净的、从来没有进行过流感病毒分离和研究的实验室。
　　 军方的两位医官有更直接的办法，他们将去狄克斯军营直接取样，同时采取流感病人及其家属的血液样品，检测其中的猪流感抗体，以进一步确定猪流感的存在。古德费尔德将检测狄克斯军营周围的居民，看看有没有猪流感存在。斯尔则在全国范围内对猪流感流行进行评价。
　　 随后，与会人员假定CDC的结果可信，这四份带有猪流感的样品是否预示另外一次大流行？其结论是可能性很大，要做最坏的也就是类似1918年大流感的准备。
　　 怎么准备？
　　 制备猪流感病毒抗体，用于诊断，在技术上没有什么难度。
　　 诊断出来并不代表能控制住，怎么样才能控制住？
　　 疫苗。
　　 对付流感没有特效药物，接种疫苗以预防流感的传播看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虽然在此之前并没有成功的经验，但依旧是唯一有可能奏效的办法，当务之急是生产足够量的病毒，为研制疫苗做准备。古德费尔德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他已经请基尔伯恩研制疫苗。反对无效，梅亚表示一旦CDC制备出足够量的病毒，FDA马上送给药厂，开始疫苗研制生产程序。
　　 会议结束之时，与会人员还是不能回答狄克斯军营的四例病例是不是一次大流感的开始，对于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观察，大家同意暂时不对外宣布，以免引起恐慌。
　　 2月16日星期一，基尔伯恩来到实验室，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本来早就应该送来的古德费尔德的样品。打了一圈电话才明白，今天是法定假期，纪念乔治•华盛顿的生日。那时候还没有快递服务，所有的运输都经过邮政，邮局和政府机关一样，该休息的时候绝不开门。
　　 整整一天，基尔伯恩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如此重要和危险的样品会不会在运输过程中被损坏？或者被谁有意无意打开？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出现人为导致的流感大流行。可是，邮局不管你怎么着急，就是不上班，万般无奈的基尔伯恩只能多等一天。
　　 CDC虽然也是政府机构，但这个长周末，流感病毒实验室没有一个人请假休息，2月17日，确认结果出来了，样品中确实是猪流感病毒。
　　 与此同时，基尔伯恩终于收到样品，看到样品完好无缺，他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鸡胚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开始接种了。
　　 芭芭拉，跟我来。
　　 芭芭拉•珀可尼是基尔伯恩信得过的技术员，整个系里只有她知道要分离一株新的流感病毒，而且也许很危险。正因为危险，她将作为基尔伯恩的助手，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其他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一间封闭的实验室里进行鸡胚接种。
　　 当年，还没有生物安全实验室，如果样品确实有类似1918年的毒株，科研人员将面临巨大的危险。
　　 基尔伯恩给了芭芭拉选择的机会，她同意了，并保持沉默。
　　 基尔伯恩依旧保持了老一辈科学家的传统，也就是为科学的献身精神，如果有的事一定要做的话，就让我来做吧。
　　 在确认猪流感病毒在人群中存在后，虽然还只有四例，已经让诸位公共卫生官员们如坐针毡了，时间一天又一天过去，让他们产生了一种恐惧，一旦消息走漏，让媒体知道，将会产生很恶劣的后果。可是，一旦公布了，势必造成恐慌。
　　 2月19日，森瑟在CDC召开记者招待会，有意只邀请亚特兰大地区的媒体，其他地方则通过电话了解会场情况。在新闻发表会上，只谈猪流感病毒在狄克斯军营出现，但避口不谈1918年大流感，除非记者提问涉及到。
　　 可惜，记者之中有明白人，《纽约时报》于头版头条报道了1918年大流感有可能卷土重来的警报，NBC将之照搬到电视上。
　　 政府有关部门动作很快，已经开会探讨大面积接种疫苗将会涉及的各方面的问题了。对于狄克斯军营及其周围的调查也陆续得到结果，一共发现了8例病例，并在500多人身上发现猪流感病毒的抗体，狄克斯军营周围居民中未发现猪流感，全美范围也没有发现猪流感病例，WHO在其他国家也没有发现人患猪流感的病例。
　　 很快就到了三月了，这是流感流行季节的最后一个月，没有其他病例，是不是说明危机消失了？
　　 顶尖科学家们认为不能掉以轻心，基尔伯恩认为秋天猪流感会卷土重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必须马上修改下一季流感疫苗的设计，离开始疫苗接种的10月份还有7个多月，时间耽误不起。
　　 要不要修正，必须要尽快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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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群体性效应
　　 美国每年死于流感者约为36000人，因为流感而不得不住院的人数超过20万。对流感病毒和对其他病毒一样，到现在还无药可医。所能采取的办法是根据全球83多个国家对流感病毒流行监测的结果，预先作出下一年度流行株的预测，然后按照这个预测把疫苗生产出来，如果预测准确的话，这个疫苗就可以预防这一年度流行的流感。
　　 1976年1月，免疫实践顾问委员会建议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株作为下一季疫苗的蓝本，预计届时生产出四千万份疫苗，供65岁以上老人和患有慢性病等高危人群免疫接种。到了2月底，流感疫苗的四大生产商已经制备出两千万份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株疫苗。
　　 情况突变，要看3月10日顾问委员会下一次会议的决定了。
　　 经过两个礼拜的培养，基尔伯恩获得了能够快速繁殖的毒株，马上通知各有关方面。2月27日，NIH和CDC派专人到纽约取病毒，晚上，某药厂经理到基尔伯恩家取病毒，一周之后，四大厂都开始用基尔伯恩的病毒来研制猪流感疫苗。
　　 3月9日，森瑟召集手下为明天的会议做准备，得出了他们向会议做出的建议：有可能出现一场流感大流行。
　　 当这种可能性摆在大家面前，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信其有，马上进行全国性的猪流感疫苗接种，但这种大规模行动需要时间。疫苗生产本身就耗时逾月，将疫苗分发到全国需要8到10周，民众接种疫苗后还需要两个星期才能产生免疫力。
　　 另外一个选择是当做一种可能，将疫苗生产出来，储存好，看看是否猪流感病毒大流行真的会发生。但这个选择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毒株很可能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因此不管是否流行，让民众预先有免疫力是最妥当的办法。但是，如果没有流行，就会浪费大笔的金钱，CDC就会受到指责。
　　 最后，CDC人决定：宁愿有疫苗而没有流行，也不要有流行而没有疫苗。
　　 3月10日的免疫实践顾问委员会会议，在科学史上是一次值得大书特书的会议，当科学的冷酷必须对活生生的的现实社会做出判决的时候，举国的科学精英们的表现证明了他们和类似历史关头作出重要决定的政治家们一样，处于一种魔鬼附身的状态，这种群体性效应是许多历史之谜的答案。
　　 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考虑流行病学受人轻视的情况，考虑经费短缺的困境，考虑不做出反应后的后果，还考虑了许许多多东西，这些考虑使得他们从开会的第一分钟开始就倾向于最激进的决定，尽管他们所有人都认定，发生猪流感大流行的可能性在2%到20%之间，但大多数人都没有表达自己的疑问，只有一个人、华盛顿大学的教授罗素•亚历山大说了出来。
　　 什么样的信息可以改变大家关于全国性猪流感疫苗免疫的决定？是每一例猪流感病例都很轻微？是狄克斯军营之外没有猪流感的病例？在确定爆发何时出现和何地出现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人回答亚历山大的问题，亚历山大并没有坚持下去，包括基尔伯恩在内的那些倾向于储存疫苗的人也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于是一个涉及两亿人的决定于3月10日下午被会议接受了。
　　 森瑟开始起草备忘录，计划由联邦政府出钱购买疫苗，NIH进行临床试验，然后FDA发放证书，CDC负责监督疫苗接种情况。疫苗耗资一亿美元，再加上3400万其他费用。
　　 这份备忘录，将3月10日会议上认定的流感大流行从“可能”变成“十分可能”，其内容读起来给人的感觉是：必须采取行动。
　　 3月13日，星期六，森瑟完成了9页备忘录，传给自己的老板、负责健康的助理部长西奥多•库柏，由他转递给联邦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长戴维•马绍斯。3月15日，森瑟来到华府，向马绍斯推销、或者说迫使马绍斯接受这个计划。
　　 库柏去埃及出差，副部长詹姆斯;迪克森临时负责健康业务，在会见森瑟之前，迪克森向马绍斯简单介绍了森瑟的备忘录。
　　 马绍斯问：可能性多大？
　　 迪克森回答：不知道。
　　 从马绍斯眼中，迪克森看到，决心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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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群体性效应
　　 美国每年死于流感者约为36000人，因为流感而不得不住院的人数超过20万。对流感病毒和对其他病毒一样，到现在还无药可医。所能采取的办法是根据全球83多个国家对流感病毒流行监测的结果，预先作出下一年度流行株的预测，然后按照这个预测把疫苗生产出来，如果预测准确的话，这个疫苗就可以预防这一年度流行的流感。
　　 1976年1月，免疫实践顾问委员会建议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株作为下一季疫苗的蓝本，预计届时生产出四千万份疫苗，供65岁以上老人和患有慢性病等高危人群免疫接种。到了2月底，流感疫苗的四大生产商已经制备出两千万份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株疫苗。
　　 情况突变，要看3月10日顾问委员会下一次会议的决定了。
　　 经过两个礼拜的培养，基尔伯恩获得了能够快速繁殖的毒株，马上通知各有关方面。2月27日，NIH和CDC派专人到纽约取病毒，晚上，某药厂经理到基尔伯恩家取病毒，一周之后，四大厂都开始用基尔伯恩的病毒来研制猪流感疫苗。
　　 3月9日，森瑟召集手下为明天的会议做准备，得出了他们向会议做出的建议：有可能出现一场流感大流行。
　　 当这种可能性摆在大家面前，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信其有，马上进行全国性的猪流感疫苗接种，但这种大规模行动需要时间。疫苗生产本身就耗时逾月，将疫苗分发到全国需要8到10周，民众接种疫苗后还需要两个星期才能产生免疫力。
　　 另外一个选择是当做一种可能，将疫苗生产出来，储存好，看看是否猪流感病毒大流行真的会发生。但这个选择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毒株很可能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因此不管是否流行，让民众预先有免疫力是最妥当的办法。但是，如果没有流行，就会浪费大笔的金钱，CDC就会受到指责。
　　 最后，CDC人决定：宁愿有疫苗而没有流行，也不要有流行而没有疫苗。
　　 3月10日的免疫实践顾问委员会会议，在科学史上是一次值得大书特书的会议，当科学的冷酷必须对活生生的的现实社会做出判决的时候，举国的科学精英们的表现证明了他们和类似历史关头作出重要决定的政治家们一样，处于一种魔鬼附身的状态，这种群体性效应是许多历史之谜的答案。
　　 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考虑流行病学受人轻视的情况，考虑经费短缺的困境，考虑不做出反应后的后果，还考虑了许许多多东西，这些考虑使得他们从开会的第一分钟开始就倾向于最激进的决定，尽管他们所有人都认定，发生猪流感大流行的可能性在2%到20%之间，但大多数人都没有表达自己的疑问，只有一个人、华盛顿大学的教授罗素•亚历山大说了出来。
　　 什么样的信息可以改变大家关于全国性猪流感疫苗免疫的决定？是每一例猪流感病例都很轻微？是狄克斯军营之外没有猪流感的病例？在确定爆发何时出现和何地出现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人回答亚历山大的问题，亚历山大并没有坚持下去，包括基尔伯恩在内的那些倾向于储存疫苗的人也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于是一个涉及两亿人的决定于3月10日下午被会议接受了。
　　 森瑟开始起草备忘录，计划由联邦政府出钱购买疫苗，NIH进行临床试验，然后FDA发放证书，CDC负责监督疫苗接种情况。疫苗耗资一亿美元，再加上3400万其他费用。
　　 这份备忘录，将3月10日会议上认定的流感大流行从“可能”变成“十分可能”，其内容读起来给人的感觉是：必须采取行动。
　　 3月13日，星期六，森瑟完成了9页备忘录，传给自己的老板、负责健康的助理部长西奥多•库柏，由他转递给联邦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长戴维•马绍斯。3月15日，森瑟来到华府，向马绍斯推销、或者说迫使马绍斯接受这个计划。
　　 库柏去埃及出差，副部长詹姆斯;迪克森临时负责健康业务，在会见森瑟之前，迪克森向马绍斯简单介绍了森瑟的备忘录。
　　 马绍斯问：可能性多大？
　　 迪克森回答：不知道。
　　 从马绍斯眼中，迪克森看到，决心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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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政治对科学的反应
　　
　　 41岁的马绍斯在1975年入阁之前是阿拉巴马大学校长，对于美国的政治系统非常在行，他清楚地知道，对于这种顶尖科学家提出的一致建议，政治系统的唯一选择就是：做出反应。
　　 迪克森所说的“不知道”，对于马绍斯来说，肯定是大于零，就必须行动，否则一旦真的出现大的疫情，就无法对公众解释，因为那时候已经不存在可能性的百分比，而是百分之百发生了。
　　 于是，大流感流行的预测从3月10日会议认定的“可能”，变成3月13日森瑟备忘录中的“非常可能”，最后在3月15日被马绍斯演化为“将要”。
　　 当天，马绍斯通知联邦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詹姆斯•赖恩，解释自己将建议进行全民猪流感疫苗接种的原因：因为历史上最大的瘟疫、1918年大流感将要重现。1918年大流感中有50万美国人死亡。1976年，这场大流感将杀死100万美国人。
　　 在科学家并没有证明1918年大流感确实是猪流感引起的时候，在对于狄克斯军营猪流感病毒的毒性还没有肯定答案之前，马绍斯已经很肯定地认定1918年大流感将在1976年出现，之所以会杀死100万人，是出于1918年50万人死于流感这个不准确的数字，因为1976年美国人口比1918年增加了一倍。
　　 当天下午，在一次例会上，赖恩告诉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一项免疫计划可能需要额外经费。
　　 福特皱了一下眉头：免疫计划？要多少钱？
　　 超过一个亿。
　　 福特嗯了一声，算是知道了，心里嘀咕：又是什么机构找个理由要钱吧。
　　 福特靠橄榄球的技能上的大学，大学毕业后，为了能当律师，拒绝了两支职业队的合同，出任耶鲁大学的橄榄球和拳击助理教练，最终进入耶鲁法学院。从政后连续担任了24年众议员，成为众议员共和党领袖。福特为人平和，从来不树敌，加上球星的身份，让他在政坛上很受人欢迎。
　　 水门事件发生后，偏偏副总统阿格纽在任州长期间收受贿赂东窗事发而辞职，尼克松推荐福特这位老好人以挽回自己的形像。没想到阴差阳错，为了避免被弹劾的结局，尼克松宣布辞职，让福特这位没有参加过一次总统大选的人成为总统。
　　 面对当时7%的.率，福特认为原因很明显，就是美国人花钱太多，只要少花钱，就能够解决问题。
　　 他说的没错，但他没有想到，如此显而易见的原因为什么别人不说出来。没过多久，美国进入经济衰退，政府赶紧给大家退税，让大家花钱，可是经济越来越恶化，连纽约市都要宣告破产了。
　　 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机构还是一开口一个多亿的，自然让总统感到不快。
　　 好在这种不快很快消失了，福特的注意力又回到了竞选上去了。1976年是大选年，作为现任总统，应该很容易获得共和党提名，没想到加州前州长里根代表党内保守派出来挑战，两人咬得很紧，福特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选，应付里根的挑战颇为吃力。
　　 一个星期后，在总统的日程表中列出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正式讨论这件事。会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与会的有马绍斯和从埃及回来的库柏，赖恩及其副手奥尼尔，以及农业部长巴特斯。巴特斯到场的目的是希望总统知道，尽管还不知道这场全民猪流感免疫要用多少鸡胚，但农业部保证能够提供。
　　 在场的人中，只有出身心脏病专家的库柏有医学背景，加上主管全国健康事务，因此由他来介绍。
　　 总统先生，您听说过1918年大流感吗？话一出口，库柏想起福特已经63岁了，连忙改口：对不起，总统先生，您还记得1918年大流感吗？
　　 福特的目光在那一瞬间变得犀利起来，直瞪着库柏，椭圆形办公室内静得能听到每个人的呼吸声。过了一会，福特站了起来，走到窗前，背对众人，向窗外看。办公室内的其他人屏住呼吸，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
　　 良久，福特转过身，眼神变得无比的忧伤，他走了回来，用责备的口吻回答库柏：博士，你打开了我心中一扇密封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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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丢失的一年
　　
　　1. 主动地遗忘
　　 人的一生中要忘掉很多事，除去老年痴呆那种不得已的情况以外，即便是记性再好的人也不可能记住人生的每一个细节。从生理上，人的思维模式是有内在的优先性的，就像数据库会把最有用最常有的信息预先储存到内存之中一样，储存在人脑的神经细胞中的记忆也不是随机地被思维调动出来的，而是有特点的选择的。重要的东西会马上出现，不重要的东西要经过思考、冥想甚至努力回忆才会出现，而有些东西则无论怎么想，也不会出现。
　　 不会出现的东西并没有丢掉，只不过深藏在大脑的某一处，被思维遗忘了。
　　 遗忘的东西往往是因为思维认为无足轻重，经过了那么多事，还有更多的事要去经历，思维不得不经常把记忆整理打包，腾出地方来容纳新的记忆。
　　 但是，还有一种遗忘是主动性的遗忘，是我们努力地让思维把它们遗忘掉，因为我们不能面对。
　　 无论是哪一种遗忘，随着时间的流失，一切都会被遗忘的，因为我们不拥有时间，因此也只能渐渐地把过去遗忘。
　　 时光如流水，往往在不经意中，故旧飘零，青丝换成白发，但在有些特定的时候，人会觉得时间太多，多得到了难以忍耐的程度。对这一点，有机会蹲监狱的人会有深刻体会的，没有蹲监狱机会的人也能够体会到，比如等待，尤其是在旅途之中。
　　 人在旅途，经常发生的事情是等待，最难打发的就是时间。十几年前，我在香港机场，曾经有一次漫长的等待。取道香港去马尼兰，不知道是WHO有了节省开支的计划，还是订机票的人不会算数，天没亮就从北京起飞，到达马尼兰已经快半夜了，那一天主要是香港机场里渡过。
　　 在踩遍了机场里每一块方砖之后，我决定，不管商店里那售货员翻多大的白眼，也站在书架前不走了。在剩下的时间里，我把书架上看过和没看过的古龙的武侠小说统统看了一遍。
　　 某年某月某日，在美国华盛顿州州立大学的图书馆里，也有一个人百无聊赖地站在书架前，打算消磨那天剩下的时间。美国的图书馆甚至书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让人打发时间的，尤其是在网络还没有成气候之前。
　　 此人名叫阿尔费里德•克瑞斯比，是一位历史学家，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仃分校的教授，出差到此，事情办完后，还有大把的时间不知道干什么。教授不愿意在酒吧浪费时间，便来到州立大学的图书馆，打算随便找些有意思的书来打发时间。
　　 没有固定目标，克瑞斯比便在图书馆里信步闲逛，等他停了下来，面对着的是一排世界历史编年书。
　　 克瑞斯比在心里嘲笑了一下自己，真是职业病，到了哪里，最会停在历史书前面。尽管这种科普读物对大教授来说太小儿科了，可是他还是决定到此为止。
　　 面对一排编年书，克瑞斯比犹犹豫豫地不知道选哪本。最后不知为什么，他选中了标着1917的那本。
　　 拿过书，无目的地翻阅着，最终停留在美国的内容上。书上有一条记载：1917年美国人均寿命51岁。克瑞斯比若有所思，看来那时候的生活已经算不错了。他放回这本书，从书架上隔着一本，拿起标着1919的那本，在同样的地方找到一条记载：1919年美国人均寿命同样是51岁。
　　 克瑞斯比再放回这本书，顿了一下，拿起刚才隔过的、标着1918的那本，轻轻地翻到相同的地方，深呼了一口气，定睛一看：1918年美国人均寿命是39岁。
　　 那天剩下的时间，克瑞斯比一动不动地坐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里，脑子里只有四个数字：1918。夜幕降临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己直到最后才拿起1918年那一本，因为对他来说，这一年好象没有存在过，他父亲从未谈过那一年，经历过那一年的人也同样避口不谈那一年，1918年似乎根本不曾存在过。
　　 然而，在他的潜意识之中，总有一股了解这一年的冲动，这就是为什么他先拿起1917年那本的原因，作为历史学家，他有责任让找回这一年。
　　 从这一天起，克瑞斯比开始收集这一年的资料，他发现这一年是多数历史学家闭口不谈或者轻描淡写的一年，好像大家集体性地想把它主动地遗忘掉。为什么相去不远的历史这么容易被遗忘？为什么这么让人有意识地视而不见？
　　 1989年，克瑞斯比更正出版了《被美国遗忘的灾难》，成为畅销书，让1918年重现。
　　 几年前，我去县图书馆取预订的这本书。图书馆的老妇人取出书来，在封面上轻轻地抚摸，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那一年，我失去了三位亲人。”

英雄

二、丢失的一年
　　
　　1. 主动地遗忘
　　 人的一生中要忘掉很多事，除去老年痴呆那种不得已的情况以外，即便是记性再好的人也不可能记住人生的每一个细节。从生理上，人的思维模式是有内在的优先性的，就像数据库会把最有用最常有的信息预先储存到内存之中一样，储存在人脑的神经细胞中的记忆也不是随机地被思维调动出来的，而是有特点的选择的。重要的东西会马上出现，不重要的东西要经过思考、冥想甚至努力回忆才会出现，而有些东西则无论怎么想，也不会出现。
　　 不会出现的东西并没有丢掉，只不过深藏在大脑的某一处，被思维遗忘了。
　　 遗忘的东西往往是因为思维认为无足轻重，经过了那么多事，还有更多的事要去经历，思维不得不经常把记忆整理打包，腾出地方来容纳新的记忆。
　　 但是，还有一种遗忘是主动性的遗忘，是我们努力地让思维把它们遗忘掉，因为我们不能面对。
　　 无论是哪一种遗忘，随着时间的流失，一切都会被遗忘的，因为我们不拥有时间，因此也只能渐渐地把过去遗忘。
　　 时光如流水，往往在不经意中，故旧飘零，青丝换成白发，但在有些特定的时候，人会觉得时间太多，多得到了难以忍耐的程度。对这一点，有机会蹲监狱的人会有深刻体会的，没有蹲监狱机会的人也能够体会到，比如等待，尤其是在旅途之中。
　　 人在旅途，经常发生的事情是等待，最难打发的就是时间。十几年前，我在香港机场，曾经有一次漫长的等待。取道香港去马尼兰，不知道是WHO有了节省开支的计划，还是订机票的人不会算数，天没亮就从北京起飞，到达马尼兰已经快半夜了，那一天主要是香港机场里渡过。
　　 在踩遍了机场里每一块方砖之后，我决定，不管商店里那售货员翻多大的白眼，也站在书架前不走了。在剩下的时间里，我把书架上看过和没看过的古龙的武侠小说统统看了一遍。
　　 某年某月某日，在美国华盛顿州州立大学的图书馆里，也有一个人百无聊赖地站在书架前，打算消磨那天剩下的时间。美国的图书馆甚至书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让人打发时间的，尤其是在网络还没有成气候之前。
　　 此人名叫阿尔费里德•克瑞斯比，是一位历史学家，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仃分校的教授，出差到此，事情办完后，还有大把的时间不知道干什么。教授不愿意在酒吧浪费时间，便来到州立大学的图书馆，打算随便找些有意思的书来打发时间。
　　 没有固定目标，克瑞斯比便在图书馆里信步闲逛，等他停了下来，面对着的是一排世界历史编年书。
　　 克瑞斯比在心里嘲笑了一下自己，真是职业病，到了哪里，最会停在历史书前面。尽管这种科普读物对大教授来说太小儿科了，可是他还是决定到此为止。
　　 面对一排编年书，克瑞斯比犹犹豫豫地不知道选哪本。最后不知为什么，他选中了标着1917的那本。
　　 拿过书，无目的地翻阅着，最终停留在美国的内容上。书上有一条记载：1917年美国人均寿命51岁。克瑞斯比若有所思，看来那时候的生活已经算不错了。他放回这本书，从书架上隔着一本，拿起标着1919的那本，在同样的地方找到一条记载：1919年美国人均寿命同样是51岁。
　　 克瑞斯比再放回这本书，顿了一下，拿起刚才隔过的、标着1918的那本，轻轻地翻到相同的地方，深呼了一口气，定睛一看：1918年美国人均寿命是39岁。
　　 那天剩下的时间，克瑞斯比一动不动地坐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里，脑子里只有四个数字：1918。夜幕降临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己直到最后才拿起1918年那一本，因为对他来说，这一年好象没有存在过，他父亲从未谈过那一年，经历过那一年的人也同样避口不谈那一年，1918年似乎根本不曾存在过。
　　 然而，在他的潜意识之中，总有一股了解这一年的冲动，这就是为什么他先拿起1917年那本的原因，作为历史学家，他有责任让找回这一年。
　　 从这一天起，克瑞斯比开始收集这一年的资料，他发现这一年是多数历史学家闭口不谈或者轻描淡写的一年，好像大家集体性地想把它主动地遗忘掉。为什么相去不远的历史这么容易被遗忘？为什么这么让人有意识地视而不见？
　　 1989年，克瑞斯比更正出版了《被美国遗忘的灾难》，成为畅销书，让1918年重现。
　　 几年前，我去县图书馆取预订的这本书。图书馆的老妇人取出书来，在封面上轻轻地抚摸，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那一年，我失去了三位亲人。”

英雄

　2. 历史的峰回路转
　　
　　 无论是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还是做微生物研究生的时候，教课书上也好，教授的讲义也罢，都没有提到1918年的那场灾难。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的医学院的教材也几乎不提1918年的大流感，即便是提到了，也通常是轻描淡写。
　　 一段本来应该在历史中占据显赫位置的过去，竟然让人类集体性地遗忘了，直到克瑞斯比走出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
　　 人类这一次群体性的行为是因为这场灾难太惨痛了，惨痛到人类不敢正视，甚至不敢回忆的地步。
　　 1918年是许许多多经历过的人毕生不愿意提起的一年，是许许多多幸存下来的人希望从记忆中抹去的一年，因此也成为许许多多后来者脑海中一片空白的一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年被人类丢掉了。
　　 所有身临其境的人们都希望那一年根本不曾存在。
　　 网上曾经有个贴子，谈论最希望生活在什么时代。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不过如果要问我，最不希望生活在哪一年，答案是无须考虑的：1918年！那一年对地球人来说是鬼域，因为没有其他一年，包括黑死病最猖獗的1348年，有那么多的人失去了他们最宝贵的东西：生命。
　　 20世纪初的历史对今人来说并不遥远，似乎就是昨天。19世纪是科学飞速发展的世纪，以牛痘疫苗的问世做为开始，微生物学在19世纪的下半夜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个又一个烈性传染病的病源被发现，特别是灭菌消毒手段的确立和免疫理论的诞生，让人们对20世纪有着美丽的憧憬，盼望着无疾时代的来临。
　　 19、20世纪之交，正值传染病传播的高潮，尤其是鼠疫，从1860年开始，进入了第三次全球大流行，一次又一次的鼠疫流行，于1911年达到顶峰，于中国东北大爆发，环球震撼，黑死病卷土重来的说法让人不寒而栗。
　　 万幸的事，最合适的人选出现在最恰当的地方。伍连德临危受命，于百日之内用现代科学的手段将鼠疫彻底地消灭在东北，在全世界燃起了一场对科学的崇拜。人们从对黑死病的恐惧中挣脱出来，重新激情洋溢起来。
　　 中国，满清王朝被推翻了，进入了所谓的民国。皇帝没有了，可是国家并不是人民的，而是军阀的、政客的、和各种势力代理人的，苦难深重之外，鼠疫、霍乱还在不停地流行。而在世界范围，人类活动的频率快速增加，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大。处于人类文明前沿的欧洲更是剑拔弩张，终于在东北大鼠疫之后的第三年，1914年爆发了全面战争，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打就打了四年。
　　 1918年是战火纷飞的一年。牵引着人类文明车头的欧洲硝烟弥漫，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也是变数横生的一个年头。
　　 美国在第一世界大战的前几年一直置身事外，努力保持形式上的中立。1917年1月17日，英国情报机构截获了德国外交部长亚齐默曼传给德国驻华盛顿大使贝伦朵尔夫、然后转交给墨西哥总统加汉扎的密电，内容是德国将在2月1日重新开始无限制海战，用潜艇攻击各国商船。为了阻止美国因此而参战，德国建议墨西哥入侵美国，并承诺帮助墨西哥从美国手中夺回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三州。德国还要墨西哥说服日本共同进攻美国，德国将对此提供军事和资金援助。
　　 得知电文内容后，4月6日美国正式参战。整个国家开始进入战争状态。虽然美军只有不到20万部队，但美国有庞大的资源，加上藏兵于民的政策，很快拉起一支大军。在英法的帮助下，美军统帅潘兴拼命地训练部队。各种装备和供应也源源不断地运到欧洲，其中仅简易厕所一项，除了给在法国的美军如数配备之外，多余的为法军全军配备之后，剩下的在法国港口堆积如山，而五角大楼还在拼命地装船运输，以致潘兴将军十万火急给五角大楼发报：不要再运马桶了，否则就只能运到前线当掩体了。
　　 德国最担心的就是美国参战，德国人知道，一旦美国这台庞大的战争机器完全运转起来，战争就结束了。因此，在美国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德国必须找到出路。
　　 天无绝人之路，德国的釜底抽薪之计终于成功了。十月..成功，苏维埃接受了德国的条件，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东线的战事宣告结束，德军可以腾出手来对付西线。
　　 德军的真正统帅鲁登道夫决定让1918年成为决定性的一年，德军在西线集中了能动员的所有部队。于1918年3月21日开始米夏埃尔行动，3月27日，德军距巴黎仅三十二英里。第一次攻势取得效果之后，鲁登道夫决定继续进攻，趁美军进入状态以前击败英法，结束战争。
　　 从春到夏，德军攻势如潮。鲁登道夫完美的计划将德国推到赢得战争的顶点，可是他没有看见历史的峰回路转。
　　 在满天弥漫的销烟中，一个神秘的女郎在悄悄地微笑。

浅笑寥寥

好长好长.....没耐心看也

回归线

你真是个英雄，这么长，眼睛的末日到了....